关于“新时代”问题的学习思考

（2018年3月28日）

郝运福

关于新时代的起点问题。有专家提出“党的十八大就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理由是“没有进入新时代就不可能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观点”，十九大报告明明写道：十八大后的“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如果说“十八大就已经进入了新时代”，那就是说不要经过“五年来”，也无需“历史性变革”就“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显然和十九大报告对于“新时代”起点的界定不一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出版说明”第一段里也明确写道：“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讲的也是“十八大以来”，而不是“十八大就已经”进入了新时代。

至于“理由”，应该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即十九大报告所言“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这是认识论中的唯物论；但同时也要肯定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中还包括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是认识论中的辩证法。那种“没有进入新时代就不可能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无疑是资本主义思想，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仅还有封建主义思想残余，而且还诞生了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在远未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之时就已经有了共产主义思想。理论本来就应该是行动的指南，而不应该成为实践的尾巴。这也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的伟大意义所在。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6年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基于事实上矛盾的双方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都发生了变化所作出的科学判断。这点不难理解。

应该承认，“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永恒的，而“社会生产”相对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言，也永远是“落后的”。这就决定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属于永恒范畴，仍然存在。但“永恒”（共性）的东西相对于“新时代”而言，难以体现时代特征（个性）即“新时代”的矛盾特殊性。因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历史地降为次要矛盾，而包含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之中。对此，十九大报告也肯定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中，包含着“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十九大报告所作“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的表述，就肯定了“在很多方面”以外还存在着没有“进入世界前列”、甚至“落后的社会生产”。同样的，十九大报告中“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表述，就肯定了还存在着那个已经变得不再“突出”的“落后的社会生产”。

关于主要矛盾变化没有改变初级阶段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相对于党的十八大报告曾提出的三个“没有变”而言，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变化”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那么，这一个“变化”和另两个“没有变”是否矛盾？不矛盾！唯物辩证法之质量互变规律，要求我们共产党人成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论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量变过程，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量变中会有部分质变、质变中会有量的扩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是“量变中的部分质变”。其所以会“部分质变”，是缘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则是因为我国还未实现从小康社会到现代化强国的“全面质变”。未变的“初级阶段”、未变的“国际地位”警示我们不可懈怠，已变的“历史方位”激励我们奋勇前行。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止问题。1956年毛主席在《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谈话中，表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1962年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从此“一百年”便成了我国由“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到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强国的时间设想，被党的领袖们所接受，并在全党形成共识。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1989年邓小平同志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的谈话中关于 “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的政治态度中也可看出，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自“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认可。而这个初级阶段的时长，在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强调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一语中再次得到肯定。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终止时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再次肯定了习近平总书记此前提出的“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的断言 。也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同一个时间节点——“本世纪中叶”。这一时间节点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揖别”的划时代的节点。

关于“伟大斗争”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并号召全党 “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由此联想到毛主席的一句名言：“我们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左”，有人立马会说。打住，江泽民同志有言“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是奋斗的哲学”（《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可能就没人再说“左”了。难道“奋斗”不如“斗争”抑或不是“斗争”？其实，“斗争哲学”被一些人当作“左”的东西来否定，是缘于不是把党内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归咎于对党内矛盾、阶级矛盾的“左”的判断，而是归咎于“斗争哲学”所致。“斗争哲学”没有错。“斗争哲学”是唯物辩证法之核心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另两个规律是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必然要求和通俗表达。只有对立统一规律才揭示出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两个规律则揭示出事物运动发展的状态和趋势）。而在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两者中，“斗争性”又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推动矛盾转化、事物发展。毛主席多次强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仅正视矛盾、不怕矛盾、不怕斗争，还要具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精神和乐观态度。正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指明的斗争方向、提出的斗争任务，奋力投入到“伟大斗争”中去。

（作者为教育部关工委理论中心兼职研究员、

安徽省教育厅关工委常务副主任）